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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江南，那些旧事 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Apr 3 22:40:25 2014), 站内 [累计积分奖励: 18/0]
作者：中国媒体人 朱学东
一
1980年代中期，我北上求学，在陌生的京城拜望客居此地多年的乡邻旧戚时，突然发现，我的那些在北京读书工作了一辈子的前辈乡贤们，一个个操着极为奇怪的普通话，简直就是故乡方言的翻版，只不过声调高低起伏，显示出了努力靠拢北方腔调的残存。
须知，我故乡方言，几乎找不到与如今流行的普通话的一丝影子，当年我在北京讲方言，还经常被笑话为“跟日本话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长辈，绝大多数人年轻时普通话并不是这样。年岁越长，乡音越重，到最后几乎全部回归了儿时的音调，无论是文字学者，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普通职员达官贵人，我所接触认识的前辈乡贤，无一例外。
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有此魔力？
我向乡邻旧戚请教，他们只知道本就是这样；我向语言学者请教，他们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也没有在文献中发现这样的研究……
直到有一天，我在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里，发现了这变化背后的隐秘逻辑和魔力所在：
“捷克人民的歌声
这般甜蜜又深沉；
被它感动的心灵，
欣喜得想要哭泣。
当一个儿童
在土豆地里咿语；
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
它的清唱来临。
纵使你远远离开，
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
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
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里尔克，民歌）
里尔克的谣曲，让我心旌摇荡。
不是别的，是出生时依托的那块土地的造化神秀，是跟着亲人学舌的咿语乡音，深种于心，溶进了血液躯体，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去学习接受并习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咿语，此时也会悄然躲进某个角落，让位于生活工作的现实。
但是，当工作生活的世俗压力一旦消退，那早已深种于心、暂时避让的记忆，就会悄然溢出，慢慢滋长，“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纵使你远在海角天涯。
岂止是萦回在心里，它最终将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在愉快而悲伤的回忆和诉说中，渐渐老去。
故乡的水土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人们出生的时候，便规定了他们的未来。人们在那里住过，便会受其影响。住越久，它便将每一个人缠住越久。
这才是故乡。
二
我的故乡在江南，曾是季札领地，今属江苏常州武进。
故乡沃野千里，蔚蓝的天底下，遍地绿意。河渠纵横，水波晶莹。村庄掩映杂树竹园中，鸡鸣狗叫之声，此起彼伏。热闹中透着大地的沉静。
故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就连凶悍的台风到此，也变得温驯了。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是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
羡慕什么？
春天地上随便挖口塘，春水漫过，经过酷夏，待到秋冬时，小儿捞鱼虾忙，这便是故乡旧时风物，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我们的祖辈父辈，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出生在武进的一个叫西朱西的小村庄，在常州南，离市区有四、五十华里。我18岁离开故乡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只有十四户人家，如今各家开枝散叶，各造大房，隐隐然已成一个大村子了。
西朱西坐北朝南，村子虽小，却不脱江南乡村的格局风情，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西朱西坐落在两条河间，东有永安河，西有永胜河。父亲曾给我手绘过故乡地势图，告诉我，故乡之地，河道交错，地势虽高却平，状如龟板，俗称乌龟地，讨口彩取其谐音，祖传富贵地，既富且贵之地。
村口有条小河，码头离我家不过十来米。村子向南五百米内，过去有三条东西向的河流，东入永安河，西连永胜河。水势平缓，水波清莹，老风水说，出门一里三横河，水清则灵，好地方。这四条河都是我们小时候钓鱼嬉水玩耍的好地方，曾耗费了我多少光阴！
确实是好地方。武进前黄北边的朱氏宗祠，即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按家谱，也算是朱熹苗裔。我们宗祠也不辱先祖盛名，村里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尤以教师为多。
土改时，宗祠被分，我曾祖是江阴南漂而来扛长工最后入赘落户本族的，算是村里最穷的，所以得分宗祠两间，另外的给了村里当仓库。85年我拿到人民大学通知书时，我们邻村一位同宗同学的母亲，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先生的弟媳，羡慕地跟我祖母说，你们家风水好啊，有祖宗庇佑啊。
但是，祖宗的遗泽，丰饶的土地，总是敌不过政治。
因是宗祠所在，西朱西祖产颇丰。虽然土改分给了其他村不少，但村里人均土地在江南依然不低。而且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故乡粮食产量还是颇高的。
但是，缴了公粮之后，留给自己的口粮有限，像我家当年，只有父母是壮劳力，老人孩子多，以长辈们的勤劳，也还常常不够吃，直到分田之后，才解决问题。
我小时发育不良，与缺少营养有关。以至于我上高三时，父母担心我将来考大学，即便考分够了，也怕身体羸弱，不能被录取，绞尽脑汁寻找偏方给我炖童子鸡之类的食物，试图弥补早年营养不良之缺憾。
还只能在地上爬的时候，长辈们下地，我们通常被带到田间地头，在地上自己折腾，就像泥娃。稍长，父母长辈便已无暇顾及。于是，小小年纪，我们或在蓝天白云下割草戏耍，或穿梭于猪圈羊栏灶台柴房间，或忙碌于自留地上，或帮着大人割稻插秧打场……
少年不识愁和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天地为伴，与自然为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度过了自己自由放任的童年时代。这些快乐，常常让我们忘却物质生活的匮乏的痛苦。“没记性”。
因为生活所迫，在我学会“狗刨”之后，一直到我高中二年级，每年夏天，我腰里系着一个蛇皮袋，跟着父亲和堂叔，摸甲鱼贴补家用。彼时我光着脚，追逐着父叔的足迹，逢河过河，遇田过田，东走西奔，丈量着故乡的水土，熟悉了故乡周边四邻八村的几乎每一条河，每一块高埂。
后来跟父母兄弟聊及过去，自然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我问父亲，也问自己：这么富饶而美好的地方，像你们这么勤劳，我们还从小当童工，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把这样的地方治理到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水平？
父亲默然无语。
三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1921年1月，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里，这样写下了对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的纠结。
相比先生所看到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么多年之后，我的故乡呈现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
旧时故园成了“新城里人”的商品房和工业区。
崭新宽阔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齐整漂亮的厂房，密布开发中的工地，以及来往喧闹的车流，操着各种方言底色普通话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繁华热烈，生机勃勃。
我的故乡是进步的，崭新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进步崭新的故乡，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它正以游子无法理解的速度，继续更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迅速压过了对古老传统的尊崇，除了游子和老人，越来越多故乡的年轻人欢迎这种变化的到来。
当然，新是有代价的。当年蓝天碧水白帆南通宜兴北通湖塘常州的永安河永胜河，前者成了臭水沟，臭水日日夜夜呜咽流淌，几经治理而不清。而永胜河，当我驱车经过曾经的港桥古镇所在时，只能看到一座新桥上写着永胜河桥四个字，边上是一条几乎一步就能跨过的长满杂草的沟——当年这两条河，可是故乡与外界交通的主要水道啊。
当我站在旧石桥上，指着污臭呜咽远去的河流，得费劲向我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解释，我小时候就在这桥上，在河边的杨树上，往这河里跳跃游泳，清澈的河水渴了就可以喝，这绝不是谎言——我的孩子自小学游泳，却从未在她父亲的河下过水；我得让孩子相信，我小时候房前这地里夏天遍地蛙鸣，萤火虫漫天飞舞，春天挖口塘，秋冬满塘小鱼虾，也不是神话——在故乡的夏夜，我的孩子从未见过萤火虫……
如今的故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日新月异，目力所及处，必有塔吊工地，路和建筑千篇一律，越来越找不出故乡的影子，除了河边村头那些杂树。
格式化——我的朋友用了一个电脑用户熟悉的概念，总结了故乡乃至整个中国的进步与崭新。
格式化意味着清零，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另一面则是与传统的割袍断义。
那些被迫洗脚上楼的父辈们，行将告别张弛有度、年岁有盼以及守望相助、彼此熟悉的生活，逐渐像城里人一样，习惯紧张无度且冷漠无助。他们将再也找不到熟悉的工作，找不到他熟悉的生活。他们最终将成为断线的风筝，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就像一棵棵被斫断了根的树……
但是，变化是一定要来的。
“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鲁迅先生沉郁的笔调，或许就是提前对现代化城市化代价的一种无奈的指示。
四
我每年都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兄弟。
每次回家，尤其最近这些年，我都会独自一人，漫步在四邻八村间的村路和竹园杂树边，伫足凝思，熟悉的场景正在一个个消失，故乡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故乡风物曾经历数百年而不变，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直到我的少年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故乡的风物，变化有限。
历史上，与传统的决裂，历战乱、新文化运动而“破四旧”、“文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尚能藕断丝连。但在推土机下，传统瞬间幻化成一堆堆瓦砾和零碎的记忆。
历史和精神的断裂，发生的如此迅捷，如此彻底，甚至挽歌都来不及唱。
人们抛弃了自己的祖居祖坟，也就埋葬了自己的故乡。
不是没有人在乎。
“尽管我对个人自由的长期辩护，但我从来没有被诱惑到像有些人那样，以这种个人自由为名而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纽带的拒绝诚然崇高但却误入歧途。”
以赛亚•伯林告诫我。其实，在精神上，我从来没有离开故乡，在北京，我被同乡戏称“前黄沙文主义者”。
两年前的春节，我偶尔拍了一张家里的老式浴锅照片（至今的冬天，我仍喜欢泡这大铁锅），发在了微博上，我的同乡好友王亦农君提醒我，能不能写篇关于浴锅洗澡风俗的文章？
亦农君一言，提醒了我。尽管此前我也零零碎碎地写了些关于故乡风物的回忆，但也就是从此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记忆中的故乡旧闻记录下来，而且，一旦动笔，思绪便如潮水般奔涌而出，没有腹稿，没有雕琢打磨，信马由缰，写了便贴在新浪我的博客里。
我没有想到，这些散记最终引得了那些与我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朋友同学和故乡许多人的共鸣。他们给我点题，鼓励并支持我坚持写下去。
“失去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所”。于是，我就像法兰克福的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在异乡的城市，灯红酒绿的喧闹后，我努力通过笔触，寻找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回家的路。所有怀想，都在梦里江南，都在那些永不逝去的旧闻笑谈中……
萨义德说，只有经历过两种文化的人才能理解流亡者。对于正在失去故乡的人来说，其实就像流亡者一样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感触最深。
我的生于斯葬于斯的祖辈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变化，于他们，这一切太平淡了。
我的父辈们，他们经历了这种变化，而且仍将忍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欢乐、不适，甚至煎熬，但他们当年受教育的水平，他们为讨生活而努力的忙乱，常常不能让他们有时间有能力记录曾经的生活。
到我们的下一代，故乡已经是新的了，他们自然没有那些美好而痛苦的记忆。
因此，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记录渐行渐远的江南故乡旧时生活的担子，自然要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
于是，便有了这部《江南旧闻录》，尽管那些陈年往事永远絮叨不完。
这不只是对故乡远去时代的记录，更是为我自己，为我的父母兄弟，为我的孩子所写的书：
没有这块土地，便没有我。
无论它发生什么改变，它终将是我的牵挂。
（本文为朱学东所著《江南旧闻录》的自序。朱学东，中国媒体人，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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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媒体人 朱学东
一
1980年代中期，我北上求学，在陌生的京城拜望客居此地多年的乡邻旧戚时，突然发现，我的那些在北京读书工作了一辈子的前辈乡贤们，一个个操着极为奇怪的普通话，简直就是故乡方言的翻版，只不过声调高低起伏，显示出了努力靠拢北方腔调的残存。
须知，我故乡方言，几乎找不到与如今流行的普通话的一丝影子，当年我在北京讲方言，还经常被笑话为“跟日本话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长辈，绝大多数人年轻时普通话并不是这样。年岁越长，乡音越重，到最后几乎全部回归了儿时的音调，无论是文字学者，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普通职员达官贵人，我所接触认识的前辈乡贤，无一例外。
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有此魔力？
我向乡邻旧戚请教，他们只知道本就是这样；我向语言学者请教，他们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也没有在文献中发现这样的研究……
直到有一天，我在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里，发现了这变化背后的隐秘逻辑和魔力所在：
“捷克人民的歌声
这般甜蜜又深沉；
被它感动的心灵，
欣喜得想要哭泣。
当一个儿童
在土豆地里咿语；
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
它的清唱来临。
纵使你远远离开，
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
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
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里尔克，民歌）
里尔克的谣曲，让我心旌摇荡。
不是别的，是出生时依托的那块土地的造化神秀，是跟着亲人学舌的咿语乡音，深种于心，溶进了血液躯体，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去学习接受并习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咿语，此时也会悄然躲进某个角落，让位于生活工作的现实。
但是，当工作生活的世俗压力一旦消退，那早已深种于心、暂时避让的记忆，就会悄然溢出，慢慢滋长，“往后的岁月，它执著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纵使你远在海角天涯。
岂止是萦回在心里，它最终将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在愉快而悲伤的回忆和诉说中，渐渐老去。
故乡的水土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人们出生的时候，便规定了他们的未来。人们在那里住过，便会受其影响。住越久，它便将每一个人缠住越久。
这才是故乡。
二
我的故乡在江南，曾是季札领地，今属江苏常州武进。
故乡沃野千里，蔚蓝的天底下，遍地绿意。河渠纵横，水波晶莹。村庄掩映杂树竹园中，鸡鸣狗叫之声，此起彼伏。热闹中透着大地的沉静。
故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就连凶悍的台风到此，也变得温驯了。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是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
羡慕什么？
春天地上随便挖口塘，春水漫过，经过酷夏，待到秋冬时，小儿捞鱼虾忙，这便是故乡旧时风物，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我们的祖辈父辈，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出生在武进的一个叫西朱西的小村庄，在常州南，离市区有四、五十华里。我18岁离开故乡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只有十四户人家，如今各家开枝散叶，各造大房，隐隐然已成一个大村子了。
西朱西坐北朝南，村子虽小，却不脱江南乡村的格局风情，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西朱西坐落在两条河间，东有永安河，西有永胜河。父亲曾给我手绘过故乡地势图，告诉我，故乡之地，河道交错，地势虽高却平，状如龟板，俗称乌龟地，讨口彩取其谐音，祖传富贵地，既富且贵之地。
村口有条小河，码头离我家不过十来米。村子向南五百米内，过去有三条东西向的河流，东入永安河，西连永胜河。水势平缓，水波清莹，老风水说，出门一里三横河，水清则灵，好地方。这四条河都是我们小时候钓鱼嬉水玩耍的好地方，曾耗费了我多少光阴！
确实是好地方。武进前黄北边的朱氏宗祠，即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按家谱，也算是朱熹苗裔。我们宗祠也不辱先祖盛名，村里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尤以教师为多。
土改时，宗祠被分，我曾祖是江阴南漂而来扛长工最后入赘落户本族的，算是村里最穷的，所以得分宗祠两间，另外的给了村里当仓库。85年我拿到人民大学通知书时，我们邻村一位同宗同学的母亲，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先生的弟媳，羡慕地跟我祖母说，你们家风水好啊，有祖宗庇佑啊。
但是，祖宗的遗泽，丰饶的土地，总是敌不过政治。
因是宗祠所在，西朱西祖产颇丰。虽然土改分给了其他村不少，但村里人均土地在江南依然不低。而且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故乡粮食产量还是颇高的。
但是，缴了公粮之后，留给自己的口粮有限，像我家当年，只有父母是壮劳力，老人孩子多，以长辈们的勤劳，也还常常不够吃，直到分田之后，才解决问题。
我小时发育不良，与缺少营养有关。以至于我上高三时，父母担心我将来考大学，即便考分够了，也怕身体羸弱，不能被录取，绞尽脑汁寻找偏方给我炖童子鸡之类的食物，试图弥补早年营养不良之缺憾。
还只能在地上爬的时候，长辈们下地，我们通常被带到田间地头，在地上自己折腾，就像泥娃。稍长，父母长辈便已无暇顾及。于是，小小年纪，我们或在蓝天白云下割草戏耍，或穿梭于猪圈羊栏灶台柴房间，或忙碌于自留地上，或帮着大人割稻插秧打场……
少年不识愁和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天地为伴，与自然为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度过了自己自由放任的童年时代。这些快乐，常常让我们忘却物质生活的匮乏的痛苦。“没记性”。
因为生活所迫，在我学会“狗刨”之后，一直到我高中二年级，每年夏天，我腰里系着一个蛇皮袋，跟着父亲和堂叔，摸甲鱼贴补家用。彼时我光着脚，追逐着父叔的足迹，逢河过河，遇田过田，东走西奔，丈量着故乡的水土，熟悉了故乡周边四邻八村的几乎每一条河，每一块高埂。
后来跟父母兄弟聊及过去，自然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我问父亲，也问自己：这么富饶而美好的地方，像你们这么勤劳，我们还从小当童工，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把这样的地方治理到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水平？
父亲默然无语。
三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1921年1月，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里，这样写下了对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的纠结。
相比先生所看到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么多年之后，我的故乡呈现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
旧时故园成了“新城里人”的商品房和工业区。
崭新宽阔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齐整漂亮的厂房，密布开发中的工地，以及来往喧闹的车流，操着各种方言底色普通话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繁华热烈，生机勃勃。
我的故乡是进步的，崭新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进步崭新的故乡，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它正以游子无法理解的速度，继续更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迅速压过了对古老传统的尊崇，除了游子和老人，越来越多故乡的年轻人欢迎这种变化的到来。
当然，新是有代价的。当年蓝天碧水白帆南通宜兴北通湖塘常州的永安河永胜河，前者成了臭水沟，臭水日日夜夜呜咽流淌，几经治理而不清。而永胜河，当我驱车经过曾经的港桥古镇所在时，只能看到一座新桥上写着永胜河桥四个字，边上是一条几乎一步就能跨过的长满杂草的沟——当年这两条河，可是故乡与外界交通的主要水道啊。
当我站在旧石桥上，指着污臭呜咽远去的河流，得费劲向我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解释，我小时候就在这桥上，在河边的杨树上，往这河里跳跃游泳，清澈的河水渴了就可以喝，这绝不是谎言——我的孩子自小学游泳，却从未在她父亲的河下过水；我得让孩子相信，我小时候房前这地里夏天遍地蛙鸣，萤火虫漫天飞舞，春天挖口塘，秋冬满塘小鱼虾，也不是神话——在故乡的夏夜，我的孩子从未见过萤火虫……
如今的故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日新月异，目力所及处，必有塔吊工地，路和建筑千篇一律，越来越找不出故乡的影子，除了河边村头那些杂树。
格式化——我的朋友用了一个电脑用户熟悉的概念，总结了故乡乃至整个中国的进步与崭新。
格式化意味着清零，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另一面则是与传统的割袍断义。
那些被迫洗脚上楼的父辈们，行将告别张弛有度、年岁有盼以及守望相助、彼此熟悉的生活，逐渐像城里人一样，习惯紧张无度且冷漠无助。他们将再也找不到熟悉的工作，找不到他熟悉的生活。他们最终将成为断线的风筝，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就像一棵棵被斫断了根的树……
但是，变化是一定要来的。
“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鲁迅先生沉郁的笔调，或许就是提前对现代化城市化代价的一种无奈的指示。
四
我每年都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兄弟。
每次回家，尤其最近这些年，我都会独自一人，漫步在四邻八村间的村路和竹园杂树边，伫足凝思，熟悉的场景正在一个个消失，故乡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故乡风物曾经历数百年而不变，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直到我的少年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故乡的风物，变化有限。
历史上，与传统的决裂，历战乱、新文化运动而“破四旧”、“文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尚能藕断丝连。但在推土机下，传统瞬间幻化成一堆堆瓦砾和零碎的记忆。
历史和精神的断裂，发生的如此迅捷，如此彻底，甚至挽歌都来不及唱。
人们抛弃了自己的祖居祖坟，也就埋葬了自己的故乡。
不是没有人在乎。
“尽管我对个人自由的长期辩护，但我从来没有被诱惑到像有些人那样，以这种个人自由为名而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纽带的拒绝诚然崇高但却误入歧途。”
以赛亚•伯林告诫我。其实，在精神上，我从来没有离开故乡，在北京，我被同乡戏称“前黄沙文主义者”。
两年前的春节，我偶尔拍了一张家里的老式浴锅照片（至今的冬天，我仍喜欢泡这大铁锅），发在了微博上，我的同乡好友王亦农君提醒我，能不能写篇关于浴锅洗澡风俗的文章？
亦农君一言，提醒了我。尽管此前我也零零碎碎地写了些关于故乡风物的回忆，但也就是从此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记忆中的故乡旧闻记录下来，而且，一旦动笔，思绪便如潮水般奔涌而出，没有腹稿，没有雕琢打磨，信马由缰，写了便贴在新浪我的博客里。
我没有想到，这些散记最终引得了那些与我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朋友同学和故乡许多人的共鸣。他们给我点题，鼓励并支持我坚持写下去。
“失去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所”。于是，我就像法兰克福的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在异乡的城市，灯红酒绿的喧闹后，我努力通过笔触，寻找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回家的路。所有怀想，都在梦里江南，都在那些永不逝去的旧闻笑谈中……
萨义德说，只有经历过两种文化的人才能理解流亡者。对于正在失去故乡的人来说，其实就像流亡者一样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感触最深。
我的生于斯葬于斯的祖辈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变化，于他们，这一切太平淡了。
我的父辈们，他们经历了这种变化，而且仍将忍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欢乐、不适，甚至煎熬，但他们当年受教育的水平，他们为讨生活而努力的忙乱，常常不能让他们有时间有能力记录曾经的生活。
到我们的下一代，故乡已经是新的了，他们自然没有那些美好而痛苦的记忆。
因此，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记录渐行渐远的江南故乡旧时生活的担子，自然要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
于是，便有了这部《江南旧闻录》，尽管那些陈年往事永远絮叨不完。
这不只是对故乡远去时代的记录，更是为我自己，为我的父母兄弟，为我的孩子所写的书：
没有这块土地，便没有我。
无论它发生什么改变，它终将是我的牵挂。
（本文为朱学东所著《江南旧闻录》的自序。朱学东，中国媒体人，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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