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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an 30 15:51:39 2015), 站内
“支那”一词真正得以在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
反映甲午战争的浮世绘，被美化的日军和被丑化的清军作者：徐焰
作为又一个甲午年，2014年国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念活动，同时通过决定，将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为悼念日军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摆脱固定的“脸谱”式描绘，从民族文化的维度，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参加“皇军”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农民，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国至上”的教育，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辱华风气。
仰视、平视和俯视
笔者小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抗日题材电影中那些“鬼子”的狰狞形象。后来接触到一些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看到他们总是弯腰行礼的样子，观感虽有改变，不过认为他们毕竟不是军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笔者又参加接待过一些日本来华的访问者，包括昔日曾当过“皇军”军官、士兵的旧军人。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时候，也曾会见过参加侵华的老兵和“帝国军官”。这些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参与过骇人听闻的暴行。
那些日本老军人见到我这样兼有学者和军官双重身份的中国人，一般都回避谈自己在中国打仗的事，反而愿意谈在军营中受的虐待和战时遭受的痛苦，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一提到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他们大都马上沉默，或简单地说那是上司的命令。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态。
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有理，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当年打仗是没法子，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难免有施暴的事”。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至于年轻一代日本人，多数对侵华战争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大都笼统地认为“战争就是不好”而没有是非观。
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来一直鼓吹“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自然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在华暴行，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铁证也只称为下级官兵的“军纪”问题。这种右翼思潮的兴起，自然会使多数日本人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罪责。
追溯起来，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转为平视。日军借所谓“神风”(即台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自此以后半世纪里，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形成了俯视。
宋明两朝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后，日本的上层和文化界便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母国已沦为蛮夷之地，东方的文化精萃已转移到他们这个所谓的“日出之国”。在幕府后期和明治维新后，“皇国是世界的中心”成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对“落伍民族”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此后几十年，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
设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部队，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医学界精英人物，他们在中国人身上搞活体试验的凶残行径骇人听闻。据统计，参加这一部队的3000多人中，战后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来揭露并反思罪行。他们都说，当年进行那种血淋淋的试验时，只将受害者看成“马鲁太”(即木头)，部队中“同情中国人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豚尾奴”到“支那人”
多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中国人”一词，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支那人”之称。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翻阅当年日本的出版物，随处可见“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用语，而根本不以“中国”相称。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访问过日本最大的华人居住区——横滨中华街，了解到了“支那”这一称呼在当地的出现和消亡。
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一个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除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很难在此立足，更不易形成区域性的社团。在海外以擅长开拓著称的华侨，从明代以后虽不断有人东渡经商或定居，却也仅仅在横滨城内只有几亩地大的唐人街上多少开创了一点局面。至19世纪末，横滨的华侨约有2万余人，主要经营中国土特产杂货贸易和“中华料理”。甲午战争之前，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自从“日清战争爆发”的售报铃声响起后，“猪尾巴”“豚尾奴”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口里喊着“清国奴！豚尾奴！”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不仅不加制止，还往往放声大笑。
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不能再称中国为“清国”，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没有“猪尾巴”了。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支那人”。那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横滨唐人街上的华侨同日本人也经常来往，他们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语：“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像是支那式的。”“那儿怎么不打扫干净，脏得像支那人一样。”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自传小说《行路难》中曾经痛心地感叹道：“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其实，侵华时期的日本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意识到，公开辱华会刺激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意识。荒木五郎在日本众议院演说时就提出：“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态度，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话虽这样说，扩大侵华的需要使日本当权者仍在社会上煽动辱华风气。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留美亲美，留日反日”，前者虽未必准确，后者却大致不差。
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支那”这一贬词，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
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生存空间”，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这也是其党卫军、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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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从甲午到甲午：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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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一词真正得以在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
反映甲午战争的浮世绘，被美化的日军和被丑化的清军作者：徐焰
作为又一个甲午年，2014年国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念活动，同时通过决定，将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为悼念日军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摆脱固定的“脸谱”式描绘，从民族文化的维度，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参加“皇军”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农民，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国至上”的教育，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辱华风气。
仰视、平视和俯视
笔者小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抗日题材电影中那些“鬼子”的狰狞形象。后来接触到一些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看到他们总是弯腰行礼的样子，观感虽有改变，不过认为他们毕竟不是军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笔者又参加接待过一些日本来华的访问者，包括昔日曾当过“皇军”军官、士兵的旧军人。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时候，也曾会见过参加侵华的老兵和“帝国军官”。这些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参与过骇人听闻的暴行。
那些日本老军人见到我这样兼有学者和军官双重身份的中国人，一般都回避谈自己在中国打仗的事，反而愿意谈在军营中受的虐待和战时遭受的痛苦，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一提到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他们大都马上沉默，或简单地说那是上司的命令。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态。
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有理，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当年打仗是没法子，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难免有施暴的事”。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至于年轻一代日本人，多数对侵华战争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大都笼统地认为“战争就是不好”而没有是非观。
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来一直鼓吹“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自然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在华暴行，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铁证也只称为下级官兵的“军纪”问题。这种右翼思潮的兴起，自然会使多数日本人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罪责。
追溯起来，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转为平视。日军借所谓“神风”(即台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自此以后半世纪里，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形成了俯视。
宋明两朝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后，日本的上层和文化界便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母国已沦为蛮夷之地，东方的文化精萃已转移到他们这个所谓的“日出之国”。在幕府后期和明治维新后，“皇国是世界的中心”成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对“落伍民族”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此后几十年，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
设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部队，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医学界精英人物，他们在中国人身上搞活体试验的凶残行径骇人听闻。据统计，参加这一部队的3000多人中，战后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来揭露并反思罪行。他们都说，当年进行那种血淋淋的试验时，只将受害者看成“马鲁太”(即木头)，部队中“同情中国人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豚尾奴”到“支那人”
多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中国人”一词，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支那人”之称。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翻阅当年日本的出版物，随处可见“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用语，而根本不以“中国”相称。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访问过日本最大的华人居住区——横滨中华街，了解到了“支那”这一称呼在当地的出现和消亡。
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一个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除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很难在此立足，更不易形成区域性的社团。在海外以擅长开拓著称的华侨，从明代以后虽不断有人东渡经商或定居，却也仅仅在横滨城内只有几亩地大的唐人街上多少开创了一点局面。至19世纪末，横滨的华侨约有2万余人，主要经营中国土特产杂货贸易和“中华料理”。甲午战争之前，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自从“日清战争爆发”的售报铃声响起后，“猪尾巴”“豚尾奴”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口里喊着“清国奴！豚尾奴！”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不仅不加制止，还往往放声大笑。
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不能再称中国为“清国”，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没有“猪尾巴”了。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支那人”。那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横滨唐人街上的华侨同日本人也经常来往，他们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语：“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像是支那式的。”“那儿怎么不打扫干净，脏得像支那人一样。”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自传小说《行路难》中曾经痛心地感叹道：“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其实，侵华时期的日本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意识到，公开辱华会刺激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意识。荒木五郎在日本众议院演说时就提出：“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态度，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话虽这样说，扩大侵华的需要使日本当权者仍在社会上煽动辱华风气。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留美亲美，留日反日”，前者虽未必准确，后者却大致不差。
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支那”这一贬词，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
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生存空间”，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这也是其党卫军、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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