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wangsir (joker), 信区: Picture
标 题: 不懂马桶圈，只知福岛要靠中国泵车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Feb 27 14:43:18 2015), 站内
近来，围绕着日本的“马桶盖”，从“央媒”“党报”，到各类“有态度”的报刊网站，到微信、微博，中国媒体掀起了一场大合唱：“日本制造”了不得，“中国制造”糟透了，“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该合唱自年初起头，就响彻南北，似乎至今不衰。
笔者一直强调“观念与现实严重脱节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征或矛盾”。日本马桶盖被神化一事，不过是这一脱节的最新例证。
安倍，还不快推出“马桶盖外交”？
三十年多来，夸大甚至神化美欧日科技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媒体界的传统。在过去，这样的观念有其合理之处，毕竟中国跟西方的技术差距确实很大，而且几乎是全方位的。如今，此消彼长，天翻地覆，中国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大都追上了西方，有很多领域已经开始领先。但是，知识界对这一变化却缺乏感知，或者说，知识界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难免一见到马桶盖就会搬来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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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中国掀起日本马桶盖热潮呢
过去称日本制造远超中国，是无需举证的，材料比比皆是，如今却比较难了。从船舶到机车，从光伏、风电到水电、火电、核电机组，从重型数控机床到全自动冲压生产线，从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水泥泵车、自卸车到盾构机、港口设备、煤炭开采设备，从炼铁高炉到燃气轮机，从乙烯装置、钾盐成套设备到煤制烯烃成套设备，等等，中国制造都已在业内享有盛誉。也许是宣传力度不够，很多普通人和普通文化人对此知之甚少，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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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跨度最大超重型数控机床XKA28105300数控桥式龙门车铣复合机床
目前，有不少文章已经指出“马桶盖论”的不实与荒谬之处：第一，这些马桶盖的性能其实远没有媒体吹嘘得那样也没有那么先进；第二，中国企业也早已生产了同类产品；第三，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媒体人视若神明的那些日本的马桶盖与电饭煲等，其实大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姑且不管这些，我们再让一步，假定日本的马桶盖的确是duang、duang、duang天下无双，可是即便如此，马桶盖一花独香一枝独秀，或再加上相机等三两枝，就能掩盖得住包括家电业在内的日本工业近乎全线告退的大趋势吗？中国如今能与日本齐头并进的就不讲了，让我们看看日本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的领域：
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设备（全球五大通信商中国占两家）、智能手机（现在谁还用日本手机？）、电网（中国有全球最好的特高压与智能电网技术）、4G以及即将到来的5G技术（中国自主制定了4G标准TD-LTE，追上了西方，5G时代有可能开始占据领先地位）、水电（中国有全球最大的80万千瓦水轮机制造技术）、火电（全球最高效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在中国）、四代核电（山东荣成石岛湾四代核电已经开建）、工程建设（从全球最大的都大坝、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到港珠澳大桥）、飞机（隐形战机与大型运输机）、成熟的煤制烯烃（即用煤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先用煤制成甲醇，再用甲醇制成乙烯和丙烯，现在中国已经率先在全球实现了产业化，该技术也刚刚获得了2014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定位系统、页岩气开采、（中国已成为北美以外唯一实现页岩气商业开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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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禾元公司180万吨甲醇制烯烃项目
那么问题来了，是马桶盖更能代表工业科技的水平，还是上述领域更能体现？安倍晋三的外交很有些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忙着满世界推销高铁、动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时，笔者觉得安倍应该在某些中国文化人的启发之下，在世界各国推销马桶盖，一较高下。（细究起来，安倍的货币贬值政策，还真是中国人赴日扫货的主要原因之一，日元对人民币汇率在最近两年内贬值了35%。）
日本先进无敌、中国只能膜拜的神话，早就应该破灭了，一大标志就是2011年的福岛核电事故。该事故不仅反映出日本企业的惰性与无能，还反映出日本的实质腐败：东电由于自己管理、应对不善，引发如此重大事故，竟然不遭受任何惩处（假如中核、中广核闯出这种祸来，无疑会对其领导追责）。
还有一个许多人已经忘却或从不知道的细节，当时日方依赖中国三一重工的臂长超长的水泥泵车来完成工程救援。这一幕应该成为中国工业赶超日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
举世皆知九十年代以来对日本来说是“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近乎停滞，原有的产业优势领域被韩国、中国等快速追上甚至超越，新的优势领域却鲜有发展，可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媒体人眼里，日本工业竟然因为一个马桶盖就由徐娘半老变为红颜永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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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超长臂泵车在福岛
青岛没有德国“油纸包”，但有CIT500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不只有日本神话，还流传着很多有关其它西方国家的工业科技的神话，其中最多的是有关德国的神话（美国的也很多，只是多涉及政治领域）。在有关德国的神话里面，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被媒体屡屡传颂的“油纸包”神话。这与马桶盖的故事不同，的的确确已经属于事实意义上的神话了。“青岛下水道存百年德国油纸包”，“兰州铁桥百岁时收到来自德国的提醒信和维修配件邮包”，这个被中国媒体当作事实广泛传播的神话尽管无比荒唐却影响巨大，最后连德国人都不能听之任之了。德国《南德意志报》2015年1月1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的完美神话》，指出目前中国媒体流传的以“油纸包”神话为代表的的各种吹捧德国的报道的都是无稽之谈。
笔者丝毫没有小看“德国制造”的念头，对德国工业技术的先进性有着充分的认识。2014年中国无锡透平叶片公司（上海电气旗下企业）先后获得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发动机涡轮盘锻件与遄达XWB 发动机的压气机转子叶片的十年订单。能为罗罗公司的发动机加工部件，无疑证明无锡透平叶片已接近或达到该领域的顶尖技术水平。据报道，无锡透平叶片的加工能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从德国西马克（SMS）公司定制的全球最大吨位与最高水平的3.55万吨螺旋压力机。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将德国制造神化。第一，德国制造也曾有粗鄙不堪的时期，也曾有靠假冒伪劣闯天下的时期；第二，即使相比于德国制造，今天的中国制造的实力也已不容小觑，对于德国技术，今天也没必要一味仰慕，更不该用油纸包神话来自我欺骗。
我们来看看油纸包神话涉及到的地区：青岛。
2013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货物吞吐量，同为全球第七，而德国第一大港汉堡港则跌落到全球第15（集装箱）。青岛港目前保持着集装箱、铁矿石、大豆等港口装卸的世界纪录。在中国有一大批像青岛港这样的港口，老的像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深圳等，异军突起的像唐山、苏州、洋山、营口等，全球前十五位的港口，中国占十家。青岛不仅是世界一流的港口，它还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这里有全球最好的高铁制造商之一中国南车的四方机车厂，2014年初，四方厂的最新式高铁CIT500型曾创下时速605公里的全球最高试验速度。青岛还建有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大桥。
人们常说，德国不光产品性能优异，而且工人的技艺也举世无双，中国同行只能望尘莫及。我承认，德国工人的确非常优秀，不过，中国工人当中的优秀群体，其技艺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德国同行差。比如，在青岛港从事码头作业的工人当中，虽然好多都是山东农民出身，面孔粗糙，讲话土气，但这些其貌不扬的“土鳖”，却能屡屡打破港口装卸世界纪录。
这样的工人遍布全中国，让德国人也赞叹不已。
2014年夏天，笔者参观了镇海炼化——中石化在宁波镇海的大型生产基地。镇海炼化的领导亲口对我讲：“巴斯夫高层参观完镇海炼化后，称镇海炼化的管理水平与工人的技术素养丝毫不亚于巴斯夫最好的工厂。”要知道，德国是全球现代化工工业的开山鼻祖，巴斯夫等化工巨头至今是国际化工行业的领头兵，
蒂森-克虏伯公司更是大名鼎鼎，是德国乃至全球的传统工业巨头。2000年，因为亏损，蒂森-克虏伯关闭了自己位于鲁尔区多特蒙德的现代化钢厂。2002年江苏张家港由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私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目前该企业拥有5860立方米的全球最大炼铁高炉），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该厂的全套热卷板生产线。一家巨大的工厂、重达25万吨的设备被沙钢工人全部拆除，装运回中国，重新组装起来进行生产。
炼钢需要焦炭。蒂森-克虏伯钢厂原来由紧邻的鲁尔煤业凯泽斯图尔焦化厂为其提供焦炭，钢厂关停后焦化厂也步其后尘。2003年，山东兖州煤矿集团以近乎废品收购的价格买下了该厂。随后，中国工人将设备全部拆运回国，并经重新改造后快速投产。焦炉技术水平的高低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炭化室的高度，此前，中国最大的是宝钢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日本新日铁的焦炉，其炭化室高度为6米，而凯泽斯图尔的则高达7.63米。这一“引进”，令中国的焦炉技术前进20年，一下子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有读者可能会问，这不就是拆了德国的东西来造自己的神话而已，归根结底还不是德国神话？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巨大的工厂被整体拆走”，德国工人如此评价。中国工人令德国工人震惊的不仅仅是他们超长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的操作程序，同时还有他们精湛的技艺。中国工人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作，比德国同行预计的时间整整少了一半。2006年，德国导演根据凯泽斯图尔工厂的拆迁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输家赢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在片中，当一个德国工程师对中国工程师说他的技术方案不合适时，中国工程师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这种活儿我干的比你多得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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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纪录片《输家赢家》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工人堪与德国同行争锋的势头依然毫无觉察，甚至专业人士也不例外。
有一位学者，出身书香世家，满门鸿儒，在中国顶尖的大学里面教授与工业、技术相关的专业课程，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某专题组。她曾在微博上，指着一个视频说德国的铁路自动化铺轨技术真是了不起，中国差远了。我告诉她，现在中国在铁路建设领域世界领先，铺轨技术比视频中的德国技术高效得多。与那些被指出错误后百般狡辩者不同，她在大吃一惊后坦率地承认，对中国铺轨技术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刚毕业时，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经历。当然，铁路建设技术毕竟只是工业中的一个小方面，可能恰好不在她本人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如果媒体和教育系统能够加强自己的工作，类似的错误或许就能避免。
在德国人日益为中国的竞争而忧心重重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媒体界对德国技术的神化却一如往常，这种现象令不少德国人都不解或无法忍受。弗兰克·泽林，是德国《商报》驻华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他的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冲击：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慌恐与偏见: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还有根据对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采访整理而成的《理解中国》，在我看来是水平出众且富有前瞻性的（顺便说一下，泽林在中国不受关注，不知是语言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2013年6月，弗兰克·泽林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当中国媒体人在会议上大谈特谈德国的能源、环境技术多么先进，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时，弗兰克·泽林忍不住当场予以反驳：“中国没必要等待德国技术，可以自己去发明。比如在环境领域……中国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不要总等西方国家传递技术。”。弗兰克·泽林比中国媒体人更了解中国：中国的能源工业，核能、火电、水电、风能、太阳能等，目前已全部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马桶盖”“油纸包”的群众基础
当然，笔者老是提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他们没脸红，我都快不好意思了。也该提一下各种神话“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中国普通人民的日常劳动与生活经验（以下论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微博上与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网友们的交流，不敢掠人之美，特此申明）。
首先，如四代核电、百万火电、八十万水电、工程机械、重型机床、量子通信、天河一号、万吨起重船、煤取代石油等等，大都属于非日用消费品领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很难产生中国制造在上述领域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或领先水平的直观印象。
中国人民能够广泛接触到的、且有切身体会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最明显的恐怕就是高铁了。亿万人民通过自己的出行，深切认识到中国制造已经非同凡响。智能手机领域也逐渐有了类似的效果，尤其是受中国独立制定3G与4G标准的推动，中国手机的研发水平正快速提高（比如手机芯片）。中国手机性能优越价格公道，固然还有人为苹果手机而痴狂，但未来果粉群体很可能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为了降低成本赚取利润而不惜“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之类的现象，目前在中国依旧大量存在，在面向大众的中低端日用消费品领域尤其如此。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普通人民容易接受各种日德神话。
从八十年代温州盛产的“七天鞋”，到九十年代“倒爷”们坑俄罗斯人的伪劣羽绒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节能灯”（虽然节能，但是寿命太短常需更换），读者们对此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人们常说，市场竞争质量为王，遗憾的是，相反的事实也并非罕见。傅里叶老人家早就说过，商家常常不愿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一方面这样成本就高了，赚的就少了；另一方面，质量好的产品不容易坏，这将影响产品的总销量。
同样的一家企业，接受国外与内销订单，产品价格相近却常常质量差距很大。根据日常经验，这一现象起码在制鞋服装业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专门经营外贸服装尾货的商店，里面的商品，不光款式，而且质量也大都比内销货要好。为了与国外同行竞争，企业不得不更看重质量标准，而面对本国人民时，似乎就没有太多顾虑了。
当然，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据说，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英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产品，大都质量过硬，而在本国销售的同类产品，则等而下之。
还有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国制造所赖以兴旺发达横扫全球的中国工人，其生存状况一直不佳，其付出与收入回报不相匹配。如在《输家赢家？》一片中看到的，在多特蒙德进行拆迁作业的中国技术工人，他们工作的技术难度与劳动强度都很高，可每月仅拿四百欧元，而给德国技术工人四千欧元他们都不愿干。“希望将来我儿子不要像他老爹这么没出息、这么辛苦”，片中一个中国技术工人——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如此评价自己的工作与能力。一个人拿着世界三流或四流的工资，你能让他相信自己在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吗？他自认为“没出息”，连自己都看不起，怎么可能以自己的产品或劳动成果为荣呢？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仍进展迟缓。
前面笔者提到的镇海炼化，他们的生产效率与巴斯夫最好的工厂不相上下。参观该厂时，我询问身旁的炼化职工的收入情况，得知：生产一线职工，工龄十年，每月拿到手的也就五千来块；十年之前，炼化人穿着工作服逛街很骄傲，现在多年来收入没怎么提高，都不好意思穿着工作服上街了；可就是这样，媒体还天天指责“垄断央企”职工收入过高。在中国，不论私企国企，一线工人的待遇偏低是普遍现象。
多年前，中国最出色的私营工程装备企业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就撰文要求提高工人的收入，并在此后坚决支持通过《劳动合同法》，遗憾的是，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并不多见。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媒体近年来一直在变相地或隐蔽地鼓吹压制工人收入的提高，比如，近年来媒体大肆呼吁要求降低社保费用，最后落实为减少企业缴纳的比重，这对于企业来说固然减少了支出，但对于工人来说则是减少了退休收入。
只有劳动者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的时候，他们才能对自己的产品——中国制造——感到骄傲吧。
“忽忽悠悠就瘸了”？——“中国制造”的前景
最后，笔者要指出，中国制造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
媒体上流传的神话，固然可笑，但我们并不能一笑置之。媒体的偏颇可能对中国经济决策与社会舆论造成不容低估的影响。
当以前德国总理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人士越来越看重中国的科技优势的时候，中国制造却在某些人眼里成了粗制滥造的同义词，对TDD-LTE4G、天河二号等视而不见；当全球都在羡慕中国的长期的高增长的时候，某些人却怂恿别看GDP；当中国高铁不断创下世界纪录的时候，某些人却全力诋毁，甚至借事故逼迫政府降低高铁的运行速度；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正为如何重新工业化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某些人却单纯将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为经济质量提高、产业快速升级的表现，而不顾具体内容；当英国首相与教育大臣坦言“国际竞争主要依靠数学与科学，而中国做的最好，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某些人却将中国教育批得一无是处，要求数学退出高考的反智主义竟然也有人吹捧……
而且，某些人的言论往往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一面将五千立方米高炉视为落后产能，现在已不重要，应该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业，一面又鼓噪“外资制造业加快撤离中国”，以此为证称中国经济完蛋了；一面说中国工人收入低，中国制造全是血汗工厂生产的低劣产品，一面又说因为中国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中国制造垮台指日可待；一面说高增长不重要、不可取，中国应该放弃高增长目标，一面等经济降速后，他们又说印度增速马上要超过中国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一面要求中国去工业化，一面又将美国并不存在的“再工业化”吹上了天；一面赞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是英明之举，一面又将中国的降息降准政策攻击为反市场、反改革……
中国制造往何处去？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忽悠”面前，目前恐怕还很难得出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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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协和式的机体在超音速的时候，由于热胀冷缩将拉长 300 毫米，热胀间隙最大的地方是随机工程师的工作台和舱壁之间，所以所有协和式在退役前的最后一次飞行中，随机工程师都把自己的帽子放在这个缝隙里，到地面冷却后，帽子就永久性地夹住了，成为所有今天在航空博物馆里的协和式的一个共同的特色，好像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一样。西雅图航空博物馆里的这个帽子被一个小偷用刀割下来，结果博物馆广出公告，保证不追究，小偷才把帽子还了回来。
※ 来源:·水木社区http://www.newsmth.net·[FROM:182.148.26.*]
标 题: 不懂马桶圈，只知福岛要靠中国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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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围绕着日本的“马桶盖”，从“央媒”“党报”，到各类“有态度”的报刊网站，到微信、微博，中国媒体掀起了一场大合唱：“日本制造”了不得，“中国制造”糟透了，“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该合唱自年初起头，就响彻南北，似乎至今不衰。
笔者一直强调“观念与现实严重脱节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征或矛盾”。日本马桶盖被神化一事，不过是这一脱节的最新例证。
安倍，还不快推出“马桶盖外交”？
三十年多来，夸大甚至神化美欧日科技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媒体界的传统。在过去，这样的观念有其合理之处，毕竟中国跟西方的技术差距确实很大，而且几乎是全方位的。如今，此消彼长，天翻地覆，中国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大都追上了西方，有很多领域已经开始领先。但是，知识界对这一变化却缺乏感知，或者说，知识界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难免一见到马桶盖就会搬来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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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中国掀起日本马桶盖热潮呢
过去称日本制造远超中国，是无需举证的，材料比比皆是，如今却比较难了。从船舶到机车，从光伏、风电到水电、火电、核电机组，从重型数控机床到全自动冲压生产线，从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水泥泵车、自卸车到盾构机、港口设备、煤炭开采设备，从炼铁高炉到燃气轮机，从乙烯装置、钾盐成套设备到煤制烯烃成套设备，等等，中国制造都已在业内享有盛誉。也许是宣传力度不够，很多普通人和普通文化人对此知之甚少，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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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跨度最大超重型数控机床XKA28105300数控桥式龙门车铣复合机床
目前，有不少文章已经指出“马桶盖论”的不实与荒谬之处：第一，这些马桶盖的性能其实远没有媒体吹嘘得那样也没有那么先进；第二，中国企业也早已生产了同类产品；第三，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媒体人视若神明的那些日本的马桶盖与电饭煲等，其实大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姑且不管这些，我们再让一步，假定日本的马桶盖的确是duang、duang、duang天下无双，可是即便如此，马桶盖一花独香一枝独秀，或再加上相机等三两枝，就能掩盖得住包括家电业在内的日本工业近乎全线告退的大趋势吗？中国如今能与日本齐头并进的就不讲了，让我们看看日本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的领域：
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设备（全球五大通信商中国占两家）、智能手机（现在谁还用日本手机？）、电网（中国有全球最好的特高压与智能电网技术）、4G以及即将到来的5G技术（中国自主制定了4G标准TD-LTE，追上了西方，5G时代有可能开始占据领先地位）、水电（中国有全球最大的80万千瓦水轮机制造技术）、火电（全球最高效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在中国）、四代核电（山东荣成石岛湾四代核电已经开建）、工程建设（从全球最大的都大坝、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到港珠澳大桥）、飞机（隐形战机与大型运输机）、成熟的煤制烯烃（即用煤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先用煤制成甲醇，再用甲醇制成乙烯和丙烯，现在中国已经率先在全球实现了产业化，该技术也刚刚获得了2014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定位系统、页岩气开采、（中国已成为北美以外唯一实现页岩气商业开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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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禾元公司180万吨甲醇制烯烃项目
那么问题来了，是马桶盖更能代表工业科技的水平，还是上述领域更能体现？安倍晋三的外交很有些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忙着满世界推销高铁、动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时，笔者觉得安倍应该在某些中国文化人的启发之下，在世界各国推销马桶盖，一较高下。（细究起来，安倍的货币贬值政策，还真是中国人赴日扫货的主要原因之一，日元对人民币汇率在最近两年内贬值了35%。）
日本先进无敌、中国只能膜拜的神话，早就应该破灭了，一大标志就是2011年的福岛核电事故。该事故不仅反映出日本企业的惰性与无能，还反映出日本的实质腐败：东电由于自己管理、应对不善，引发如此重大事故，竟然不遭受任何惩处（假如中核、中广核闯出这种祸来，无疑会对其领导追责）。
还有一个许多人已经忘却或从不知道的细节，当时日方依赖中国三一重工的臂长超长的水泥泵车来完成工程救援。这一幕应该成为中国工业赶超日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
举世皆知九十年代以来对日本来说是“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近乎停滞，原有的产业优势领域被韩国、中国等快速追上甚至超越，新的优势领域却鲜有发展，可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媒体人眼里，日本工业竟然因为一个马桶盖就由徐娘半老变为红颜永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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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超长臂泵车在福岛
青岛没有德国“油纸包”，但有CIT500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不只有日本神话，还流传着很多有关其它西方国家的工业科技的神话，其中最多的是有关德国的神话（美国的也很多，只是多涉及政治领域）。在有关德国的神话里面，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被媒体屡屡传颂的“油纸包”神话。这与马桶盖的故事不同，的的确确已经属于事实意义上的神话了。“青岛下水道存百年德国油纸包”，“兰州铁桥百岁时收到来自德国的提醒信和维修配件邮包”，这个被中国媒体当作事实广泛传播的神话尽管无比荒唐却影响巨大，最后连德国人都不能听之任之了。德国《南德意志报》2015年1月1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的完美神话》，指出目前中国媒体流传的以“油纸包”神话为代表的的各种吹捧德国的报道的都是无稽之谈。
笔者丝毫没有小看“德国制造”的念头，对德国工业技术的先进性有着充分的认识。2014年中国无锡透平叶片公司（上海电气旗下企业）先后获得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发动机涡轮盘锻件与遄达XWB 发动机的压气机转子叶片的十年订单。能为罗罗公司的发动机加工部件，无疑证明无锡透平叶片已接近或达到该领域的顶尖技术水平。据报道，无锡透平叶片的加工能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从德国西马克（SMS）公司定制的全球最大吨位与最高水平的3.55万吨螺旋压力机。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将德国制造神化。第一，德国制造也曾有粗鄙不堪的时期，也曾有靠假冒伪劣闯天下的时期；第二，即使相比于德国制造，今天的中国制造的实力也已不容小觑，对于德国技术，今天也没必要一味仰慕，更不该用油纸包神话来自我欺骗。
我们来看看油纸包神话涉及到的地区：青岛。
2013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货物吞吐量，同为全球第七，而德国第一大港汉堡港则跌落到全球第15（集装箱）。青岛港目前保持着集装箱、铁矿石、大豆等港口装卸的世界纪录。在中国有一大批像青岛港这样的港口，老的像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深圳等，异军突起的像唐山、苏州、洋山、营口等，全球前十五位的港口，中国占十家。青岛不仅是世界一流的港口，它还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这里有全球最好的高铁制造商之一中国南车的四方机车厂，2014年初，四方厂的最新式高铁CIT500型曾创下时速605公里的全球最高试验速度。青岛还建有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大桥。
人们常说，德国不光产品性能优异，而且工人的技艺也举世无双，中国同行只能望尘莫及。我承认，德国工人的确非常优秀，不过，中国工人当中的优秀群体，其技艺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德国同行差。比如，在青岛港从事码头作业的工人当中，虽然好多都是山东农民出身，面孔粗糙，讲话土气，但这些其貌不扬的“土鳖”，却能屡屡打破港口装卸世界纪录。
这样的工人遍布全中国，让德国人也赞叹不已。
2014年夏天，笔者参观了镇海炼化——中石化在宁波镇海的大型生产基地。镇海炼化的领导亲口对我讲：“巴斯夫高层参观完镇海炼化后，称镇海炼化的管理水平与工人的技术素养丝毫不亚于巴斯夫最好的工厂。”要知道，德国是全球现代化工工业的开山鼻祖，巴斯夫等化工巨头至今是国际化工行业的领头兵，
蒂森-克虏伯公司更是大名鼎鼎，是德国乃至全球的传统工业巨头。2000年，因为亏损，蒂森-克虏伯关闭了自己位于鲁尔区多特蒙德的现代化钢厂。2002年江苏张家港由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私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目前该企业拥有5860立方米的全球最大炼铁高炉），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该厂的全套热卷板生产线。一家巨大的工厂、重达25万吨的设备被沙钢工人全部拆除，装运回中国，重新组装起来进行生产。
炼钢需要焦炭。蒂森-克虏伯钢厂原来由紧邻的鲁尔煤业凯泽斯图尔焦化厂为其提供焦炭，钢厂关停后焦化厂也步其后尘。2003年，山东兖州煤矿集团以近乎废品收购的价格买下了该厂。随后，中国工人将设备全部拆运回国，并经重新改造后快速投产。焦炉技术水平的高低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炭化室的高度，此前，中国最大的是宝钢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日本新日铁的焦炉，其炭化室高度为6米，而凯泽斯图尔的则高达7.63米。这一“引进”，令中国的焦炉技术前进20年，一下子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有读者可能会问，这不就是拆了德国的东西来造自己的神话而已，归根结底还不是德国神话？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巨大的工厂被整体拆走”，德国工人如此评价。中国工人令德国工人震惊的不仅仅是他们超长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的操作程序，同时还有他们精湛的技艺。中国工人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作，比德国同行预计的时间整整少了一半。2006年，德国导演根据凯泽斯图尔工厂的拆迁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输家赢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在片中，当一个德国工程师对中国工程师说他的技术方案不合适时，中国工程师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这种活儿我干的比你多得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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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纪录片《输家赢家》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工人堪与德国同行争锋的势头依然毫无觉察，甚至专业人士也不例外。
有一位学者，出身书香世家，满门鸿儒，在中国顶尖的大学里面教授与工业、技术相关的专业课程，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某专题组。她曾在微博上，指着一个视频说德国的铁路自动化铺轨技术真是了不起，中国差远了。我告诉她，现在中国在铁路建设领域世界领先，铺轨技术比视频中的德国技术高效得多。与那些被指出错误后百般狡辩者不同，她在大吃一惊后坦率地承认，对中国铺轨技术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刚毕业时，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经历。当然，铁路建设技术毕竟只是工业中的一个小方面，可能恰好不在她本人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如果媒体和教育系统能够加强自己的工作，类似的错误或许就能避免。
在德国人日益为中国的竞争而忧心重重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媒体界对德国技术的神化却一如往常，这种现象令不少德国人都不解或无法忍受。弗兰克·泽林，是德国《商报》驻华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他的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冲击：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慌恐与偏见: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还有根据对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采访整理而成的《理解中国》，在我看来是水平出众且富有前瞻性的（顺便说一下，泽林在中国不受关注，不知是语言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2013年6月，弗兰克·泽林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当中国媒体人在会议上大谈特谈德国的能源、环境技术多么先进，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时，弗兰克·泽林忍不住当场予以反驳：“中国没必要等待德国技术，可以自己去发明。比如在环境领域……中国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不要总等西方国家传递技术。”。弗兰克·泽林比中国媒体人更了解中国：中国的能源工业，核能、火电、水电、风能、太阳能等，目前已全部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马桶盖”“油纸包”的群众基础
当然，笔者老是提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他们没脸红，我都快不好意思了。也该提一下各种神话“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中国普通人民的日常劳动与生活经验（以下论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微博上与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网友们的交流，不敢掠人之美，特此申明）。
首先，如四代核电、百万火电、八十万水电、工程机械、重型机床、量子通信、天河一号、万吨起重船、煤取代石油等等，大都属于非日用消费品领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很难产生中国制造在上述领域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或领先水平的直观印象。
中国人民能够广泛接触到的、且有切身体会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最明显的恐怕就是高铁了。亿万人民通过自己的出行，深切认识到中国制造已经非同凡响。智能手机领域也逐渐有了类似的效果，尤其是受中国独立制定3G与4G标准的推动，中国手机的研发水平正快速提高（比如手机芯片）。中国手机性能优越价格公道，固然还有人为苹果手机而痴狂，但未来果粉群体很可能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为了降低成本赚取利润而不惜“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之类的现象，目前在中国依旧大量存在，在面向大众的中低端日用消费品领域尤其如此。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普通人民容易接受各种日德神话。
从八十年代温州盛产的“七天鞋”，到九十年代“倒爷”们坑俄罗斯人的伪劣羽绒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节能灯”（虽然节能，但是寿命太短常需更换），读者们对此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人们常说，市场竞争质量为王，遗憾的是，相反的事实也并非罕见。傅里叶老人家早就说过，商家常常不愿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一方面这样成本就高了，赚的就少了；另一方面，质量好的产品不容易坏，这将影响产品的总销量。
同样的一家企业，接受国外与内销订单，产品价格相近却常常质量差距很大。根据日常经验，这一现象起码在制鞋服装业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专门经营外贸服装尾货的商店，里面的商品，不光款式，而且质量也大都比内销货要好。为了与国外同行竞争，企业不得不更看重质量标准，而面对本国人民时，似乎就没有太多顾虑了。
当然，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据说，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英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产品，大都质量过硬，而在本国销售的同类产品，则等而下之。
还有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国制造所赖以兴旺发达横扫全球的中国工人，其生存状况一直不佳，其付出与收入回报不相匹配。如在《输家赢家？》一片中看到的，在多特蒙德进行拆迁作业的中国技术工人，他们工作的技术难度与劳动强度都很高，可每月仅拿四百欧元，而给德国技术工人四千欧元他们都不愿干。“希望将来我儿子不要像他老爹这么没出息、这么辛苦”，片中一个中国技术工人——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如此评价自己的工作与能力。一个人拿着世界三流或四流的工资，你能让他相信自己在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吗？他自认为“没出息”，连自己都看不起，怎么可能以自己的产品或劳动成果为荣呢？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仍进展迟缓。
前面笔者提到的镇海炼化，他们的生产效率与巴斯夫最好的工厂不相上下。参观该厂时，我询问身旁的炼化职工的收入情况，得知：生产一线职工，工龄十年，每月拿到手的也就五千来块；十年之前，炼化人穿着工作服逛街很骄傲，现在多年来收入没怎么提高，都不好意思穿着工作服上街了；可就是这样，媒体还天天指责“垄断央企”职工收入过高。在中国，不论私企国企，一线工人的待遇偏低是普遍现象。
多年前，中国最出色的私营工程装备企业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就撰文要求提高工人的收入，并在此后坚决支持通过《劳动合同法》，遗憾的是，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并不多见。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媒体近年来一直在变相地或隐蔽地鼓吹压制工人收入的提高，比如，近年来媒体大肆呼吁要求降低社保费用，最后落实为减少企业缴纳的比重，这对于企业来说固然减少了支出，但对于工人来说则是减少了退休收入。
只有劳动者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的时候，他们才能对自己的产品——中国制造——感到骄傲吧。
“忽忽悠悠就瘸了”？——“中国制造”的前景
最后，笔者要指出，中国制造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
媒体上流传的神话，固然可笑，但我们并不能一笑置之。媒体的偏颇可能对中国经济决策与社会舆论造成不容低估的影响。
当以前德国总理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人士越来越看重中国的科技优势的时候，中国制造却在某些人眼里成了粗制滥造的同义词，对TDD-LTE4G、天河二号等视而不见；当全球都在羡慕中国的长期的高增长的时候，某些人却怂恿别看GDP；当中国高铁不断创下世界纪录的时候，某些人却全力诋毁，甚至借事故逼迫政府降低高铁的运行速度；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正为如何重新工业化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某些人却单纯将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为经济质量提高、产业快速升级的表现，而不顾具体内容；当英国首相与教育大臣坦言“国际竞争主要依靠数学与科学，而中国做的最好，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某些人却将中国教育批得一无是处，要求数学退出高考的反智主义竟然也有人吹捧……
而且，某些人的言论往往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一面将五千立方米高炉视为落后产能，现在已不重要，应该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业，一面又鼓噪“外资制造业加快撤离中国”，以此为证称中国经济完蛋了；一面说中国工人收入低，中国制造全是血汗工厂生产的低劣产品，一面又说因为中国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中国制造垮台指日可待；一面说高增长不重要、不可取，中国应该放弃高增长目标，一面等经济降速后，他们又说印度增速马上要超过中国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一面要求中国去工业化，一面又将美国并不存在的“再工业化”吹上了天；一面赞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是英明之举，一面又将中国的降息降准政策攻击为反市场、反改革……
中国制造往何处去？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忽悠”面前，目前恐怕还很难得出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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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协和式的机体在超音速的时候，由于热胀冷缩将拉长 300 毫米，热胀间隙最大的地方是随机工程师的工作台和舱壁之间，所以所有协和式在退役前的最后一次飞行中，随机工程师都把自己的帽子放在这个缝隙里，到地面冷却后，帽子就永久性地夹住了，成为所有今天在航空博物馆里的协和式的一个共同的特色，好像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一样。西雅图航空博物馆里的这个帽子被一个小偷用刀割下来，结果博物馆广出公告，保证不追究，小偷才把帽子还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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